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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
一月平淡而无聊，交了两个报告，参加完了几个考试寒假就到了。
回家之前我辞掉了电视台的兼职，颜良和夏安邀我跟他们去上海待几天，我想都没想就推脱了。对那个男人，我怎么都喜欢不起来。
跟宋陵分手之后，他又打了几通电话给我，然我每次都是直接挂掉，最后他只好发了邮件过来。我这才知道他只不过是想让我把自己的内衣和杂志从他的公寓里拿走。我盯着电脑屏幕讪讪地笑了笑：原是我自作多情了，说起来他本来也不是那种会跟女人纠缠不清的人。
那天，我特地找了个他不会在家的时间去了他的公寓。他已经把我的东西全都收拾好了，叠的整整齐齐地放在床头的一个纸袋里。我本想留张字条给他，却又觉得似乎没有那样做的必要。于是我只把钥匙放在门口的地毯下面，便拖着箱子去了火车站。
在我的记忆里，爸妈第一次跟我谈起结婚的事似乎就是在这一年的春节。
腊月二十六那天，我那位年纪轻轻便嫁到浙江去的表姐久违地带着三岁的儿子回家探亲了。爸妈满脸堆笑地把压岁钱塞到那个小鬼手中，一边回过头来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说：“你也要开始考虑一下自己的人生大事了。”此后的几年里他们每次发完压岁钱，都会像这样回头看我一眼然后再唠叨几句。只不过，随着这个家族里的新成员不断增加，他们脸上的笑意一年比一年勉强，看我的时候也是愈发地焦躁，最后竟只剩了厌烦了。
那天，堂姐家的那位小祖宗也来了，在客厅看了大约20分钟的喜羊羊就跑进我的卧室扫荡去了，我只顾着抢救桌上那堆化妆品，一转眼就见他把书橱里那两只陶偶扔在了地上。堂姐一边大惊失色地过去问她那宝贝儿子有没有割伤手，一边笑盈盈地说赶明儿赔我。我心说，你大爷的，那是夏安去年帮我从欧洲带回来的好吧。
此后几天也是如此这般的混乱。除夕那天晚上，我只看了两眼春晚，又回复了几条群发的短信就早早地去睡了。人越长大，就越觉得长大本身无聊。
大年初一的早上，我意外地收到了宋陵的邮件，不长，只有短短的几行：
“你看到这封邮件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在英国了，导师突然要我回去，竟连好好跟家人朋友道别的时间都没有。我想比起再会之类的，我应该跟你说永别，我们以后不会再见面了吧。
这一个月我仔细想了一下，我们或许真的不合适。我们应该只是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和一个不恰当的场合遇见了一个不恰当的人。大概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事实。只是，我可以客观理性地去分析艾略特和奥斯汀，却无法像那样控制自己的感情。
新年快乐。偷偷地留了你的一只耳环，希望你不要介意。”
这一次，他没有写名字、日期和kind regards。
我是正月初八回的北京。在导师的介绍下，我顺利地找到了新的兼职：某门户网站的商业版编辑。
因为是科班出身，此前又有诸多实习和兼职经验，我很快便熟悉了新工作的内容流程。主编让我编了一个星期的稿子后，便把我调入了专题组。2月快结束的时候，我第一次参与完成了一个深度访谈，主编看完我送去的文字稿之后满意地表扬了我几句——虽然可能只是象征性的，然我心里却前所未有地涌起一股作为媒体人的自豪感。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忘了我在这里工作不过是为了还贷款这件事。
下午4点25分，我走出那栋大楼，走进地下铁。我没有回学校，而是去了堂姐家的方向，今天是她家那位小祖宗的4岁大寿，我必须要在派对开始之前买好礼物和彩喷筒赶过去。我想我上辈子一定欠了那小子很多钱。
车厢的门很快关闭，我叹口气，倚在了背后的车门玻璃上。广播响了起来，现在已经是下午4点35分。1小时25分钟之后，我将会遇见那个跟我纠葛了五年的男人。
时机有时的确是个难以言喻的东西。后来我时常想，那天我如果没有在4点25分从那栋大楼里走出来，或者我没有搭那班地铁，或者如果我没有去买礼物，或者去了不同的超市，又或者在超市里排在了另外一列队伍里，或许，我就永远都不会遇见那个男人——当然，我也不确定那对我来说是件好事还是坏事，或者我会不会因此而觉得遗憾。然而在那时，我确是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地跟他遇见了。
在相遇前的那几秒钟里，我穿着那双红色的高跟鞋，等待对面红灯倒数的结束，他则坐在几十米外的一辆银灰色法拉利里漫不经心地打着电话，一边试图在绿灯结束之前冲过面前的那条马路。然后，十字路口的信号灯一时轮转，他急急地刹车，却依然压过了斑马线，车身只差一点便撞在了我的身上。我惊恐地转身，那个男人居然还坐在车里若无其事地打电话。
我惊魂甫定地看了他几秒，有些不满地隔着车窗示意他不应该把车停在斑马线上，而且刚才他差一点就撞到了我。而那个男人，他却依然一脸无所谓地坐在他的法拉利里打着电话，一边冲我地做了一个听不见的手势。
我只好有些火大地指着斑马线又冲他喊了一遍。
他终于放下了手机，趴着方向盘上若有所思地看着我。正当我以为他要跟我道歉的时候，他却又对着我耸了耸肩，唇角勾出一个戏谑的笑容。
我于是终于被激怒，气愤地抬起手来拍在了他的车上。他却将手遮在耳畔，表示自己依旧什么都听不见，那双该死的桃花眼里满满的挑逗和戏弄。
我气结地站在那里看着他，眼见对面的红灯就要结束，蓦地想起了自己购物袋里的彩喷筒。
果然，在我将那一团团黏糊糊的彩漆喷到他的车身和车窗上之后，他一脸惊慌地拉开车门走了出来。
“这下你听见了？”我收起彩喷筒说。
他不可置信地盯着自己的车看了一会儿，恼火地抓了下头发，刚要走上前来同我理论，就被我拿彩喷筒逼退到一旁咬牙切齿地目送我离开。
我飞快地跑到马路对面回头望去，他正抱着手臂苦恼地看着自己的爱车。我心中一闪而过的内疚，不过下一秒便立刻烟消云散了：对这种为富不仁的混蛋，有什么好内疚的。反正以后也不会再见到他了。我这样想。
只是那时，我并不知道，仅仅半个月后我就再次在一个相似的场合跟他相遇了。
那天是周六，下午交了采访提纲之后，我便和夏安逛街去了。不想主编的电话却突然打了过来：“小曼，问题还要再细化和发散一些，不然长度不够。这次的采访对象可是特别要求了时长不能少于40分钟，文字稿不能少于四页。”
“那人怎么这么事儿啊？”
“没办法啊，谁让人家是归国精英，豪门家族少当家呢。”
呵呵，想必后一条才是真正的原因吧。我挂掉电话走出了地铁。
我们只在新中关逛了一个小时左右便决定折返，不料却意外地遇见了方路扬。彼时他刚刚参加完一个“奥运之墙”的涂鸦活动准备回家，我们便十分幸运地搭上了顺风车。
我们一路听着广播和方路扬的神侃，很快就到了东五环。方路扬便打起方向灯准备转弯，结果刚拐出京通高速的出口，就被一辆红色宝马撞在了一边。
我和夏安顿时呆住，还没反应过来，方路扬就火冒三丈地冲了出去：“会不会开车啊？想怎么着啊这是？”
那边的肇事者显然一点都没辜负公众们对这个车系车主的刻板印象，一下车就趾高气扬地冲方路扬来了句：“横什么横啊？不就想要钱吗？说，多少？”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开宝马了不起啊？”方路扬的自尊心被狠狠地蹂躏了一遍。
“你这种人我又不是没见过，开辆破车出来到处碰瓷儿。这个数儿够了吗？”开宝马的年轻男人随手写了张支票扔了过来。
我见方路扬额头上已经爆出青筋，随时都有开战的可能，连忙和夏安推开车门跑了过去：“算了算了，估计他们也没看见，去修一下得了…”
“ben，你哪来这么多臭毛病啊，就不能好好给人家道个歉…”话音未落，就有一个声音从对面车里传了出来。然那人关上车门的一瞬间，我却和他同时愣在了那里。
两秒钟后，那个男人终于冷笑一声开口说道：“我当是谁呢，这不是那天那马路天使么？看来这钱也不用陪了。你们这还真是物以类聚啊。”
我也笑了笑：“哪里哪里，你们才是臭味相投嘛。”
“哟，成语学的真好，一看就会上网。”
“过奖，比不上您和这位b先生，一路向北nb大发了，一路向南我就不知道了。”
那个叫ben的男人顿了几秒就两眼冒火地奔我而来了：“我靠这是哪儿来的贱人啊。”方路扬连忙上前阻拦，二人登时撕扯了起来。旁边的那个男人没有理会他们，只漠然地站在那里看着我。
我亦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们几秒，俄而不动声色地回到车里拿出一只彩喷筒走了上去。
“你要干嘛？”靠在车旁的男人警惕地看了我一眼。
“这样就扯平了。”我一边说着便把那筒蓝色的彩漆喷在了那辆红色的宝马车上。
“你这女人是不是有病啊？！”那两个男人立刻大惊失色地跑过来阻止我。我于是又像那天下午一样握着彩喷筒将他们逼退到一边。
“以后不要再这么仗势欺人了。”我轻蔑地看了他们一眼便和夏安、方路扬帅气地回到了车上。
不过，方路扬在路上跟我说，其实他宁愿要那张支票单。我说，你有点骨气行吗，难怪整天被林佩瑜损。
然只两天后，我也宁愿那天我只是忍气吞声地拿走了那张支票。
因为，那个要求我们的采访视频不能短于40分钟的豪门家族少当家恰好就是被我用彩喷筒袭击了两次的那个男人。
“你就是…杨康？”
“这世界可真小啊。”那男人脸上带着一种似笑非笑的神情对我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