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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
七月，我和方路扬成了室友。
这其实只是个意外。那天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忽然跟我抱怨起了酒店的噪音问题。我问：“你不会到现在还住在酒店里吧？”他说：“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房子。”我出于礼貌随口回了一句：“我那公寓还空着两间，一直没有时间找室友，不然你搬过来？”不料，只过了两天他就真的搬了进来。好在他并无不良嗜好，而且有时我加班回来晚了他还会分我一些夜宵，所以我也就没有在意这件事了。
然而第三个房间直到现在都还是空着的，这完全是由于我的问题。其实方路扬自从搬进来之后就热心地帮我找起了第二个室友，可我对那些来看房的人却总是不十分满意。一开始，我还会以性格或者作息习惯不和这样的借口来搪塞。等到后来，当我开始搬出“气质不佳”或“品味太差”这类的理由时，方路扬终于忍不住跟我摊牌了：“大姐你到底想干嘛？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交三个人的房租很爽啊？拜托你不要忘了我现在还是半失业状态好不好？”
“再等等不行么？也不差这几天吧。”我拿起沙发上的遥控器说。
“你还在等什么啊？”他有些恼火。
我继续按着手里的遥控器，没有理他。
他于是叹了口气说：“夏安一时半会儿是不会回来了，你差不多也该接受这个事实了吧？”
我怔了一下，放下了手中的遥控器。原来他还是发现了啊，我是在等夏安。
我已经记不得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习惯等她的。坦白说，我刚认识她时一点都不喜欢她的个性，也曾因为她的生活习惯和作息问题跟她大声地争吵过。可是就在那些摩擦和争吵中，我渐渐习惯了她心血来潮地去旅行，也习惯了在她回来的时候帮她开门，那似乎成了一种像是条件反射一样的东西。在那六年里，她无数次不告而别，我却从未有过像这样的空虚和寂寞感，因我确信地知道她一定还会回来——或许是一周之后，或许是一个月后。而这次，她终于认真地跟我道别了，可是我却无法确定她还会不会再回来了。
即便如此，我还是想侥幸地等一等。她说自己一旦习惯某些东西就很难戒掉。谁又不是。
最近我发现自己的生活好像被放置在了一台跑步机上，所有的一切都变得匆忙、混乱、手足无措。在经历了几次愚蠢透顶的工作失误之后，我终于认清了自己只是一个职场菜鸟这个现实——即便我从前有过诸多的兼职经历，可是当我身处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工作环境中时，我还是像所有的新人一样被一个接一个的截止日期和小圈子里人际关系挤压的狼狈不堪。
这个周末也依然要加班，因为我手上还有两个没有完成的商界人物专访。说是专访，其实从头到尾都要按照那些大企业公关部提供的采访提纲和背景资料进行，最后登在网站上的视频跟那些企业内部的多媒体广告也没有多大区别。
除此之外，我还要跟其他的新人一起帮院里的组委会准备全球智库峰会的开幕工作。虽然顶着一个唬人的对外联络官的头衔，其实我要负责的不外乎打电话和统计表格这两件事而已。枯燥无聊的很。
峰会是在7月20日举行的。据媒体们说，在金融危机的阴霾依旧在全球萦绕不散的背景下，举办这样一个高水平的经济论坛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峰会的主论坛和第一、第二分论坛被安排在了这座五星级的酒店，其余两个则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主论坛的会场比其他分论坛要气派和宽敞许多，主席台上摆了一整排的鲜花，后面是一个天蓝色的背景板，上面用黑色的粗体大字写了峰会的中英文名称、主办方和协办方。旁边还有几块白色的背景板，密密地陈列着全球名企的logo。我知道那些大企业都是这次峰会的赞助商，我甚至还知道那些企业需要为背景板上的logo付给组委会多少广告费——有一次我无意之中听到副院长跟某个企业的pr在电话里谈过这个问题。她还说，你们若是肯多出10万，我们可以帮你们安排一个比较容易被媒体拍到的位置。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所以政府把信心给了民企，把黄金给了国企。”头发花白的院长在主席台上发言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故意地冲坐在台上的政要名流微笑了一下，表示自己只是在开一个善意的玩笑。而那些人也十分配合地会心一笑，台下的人于是也像是附和一般地笑了起来。我没有笑，因为这个笑话我已经听他在不同的场合讲过太多次了。
院长的致辞之后是各大名企总裁的演说。他们在台上慷慨陈词时，总会有礼仪小姐在台下举着牌子提示他们不要超时，那情形在我看来比院长那个无聊的笑话要有趣的多。我正想着，副院长就朝我走了过来，她说：“小顾你去注册处那边吧，今天来的外国人挺多的，那几个实习生应付不了，刚才连午餐券的事都解释不清楚。”
我点头应了一声便朝厅外走去，刚走了几步就听见她在背后咕哝了一句：“真是的，怎么说也是名校的大学生，英文竟然差到那种程度。”
我来到注册处时，那几个实习生果然已经是焦头烂额了：一个南美人模样的高大男人正在长桌前焦躁地跟他们说明着什么，其余几个等在那里的参会者也是一脸的不耐烦。我上前询问了几句，这才知道他们在说酒店预定的事。
一个实习生跟他们说：“不好意思，我们的报名登记表中没有你们的酒店预定信息，而且这家酒店也已经没有多余的房间了…”
我忙打断她说：“不过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帮你们在附近的酒店预定房间。”
那个男人脸上的表情终于缓和了一些，又跟我确定了一下茶歇和午餐的事就跟随同人员去会议厅了。
我忙又帮等在桌前的另外几个人一一注册。刚要松口气的时候，又有其他分论坛的负责人打电话来说有个英国教授的名卡找不到了，问我报名表中有没有信息，我只好又打开电脑核查资料。不想刚扫了两眼，就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从长桌对面传了过来：
“小姐，不好意思，请帮我取一下名卡。”
“先生，请问您的姓名是？”我一边盯着电脑屏幕一边问道。
“这才过了几个月，就已经不认识我了吗？”站在长桌对面的那个男人用一种我再熟悉不过戏谑语气说道。
我抬起头来，视线同他交汇的一瞬间，心脏猝不及防地猛震了一下，那八个月来所有痛苦的怨恨和思念，连同那天晚上他和那个女人带给我的难堪和羞辱的感觉陡然间再次涌了上来。我坐在那里定定地望着他，花了好一会儿才终于克制住了想要把饮料泼在他脸上或者再次从他面前逃走的冲动。
“你来干什么？”我冷淡地问说。
“当然是代表我家老头子来走秀啊，就跟其他的企业名流一样。”他脸上依旧是那种玩世不恭的笑容。
“杨先生好兴致啊。”我一边说着便低头帮他找起了名卡。
“还有一个原因，在这里可以见到你。”
我抬起头来冷冷地看着他。
“那天在回执表上看到你的名字还真是有些诧异呢，这叫什么来着？”他隔着长桌探身过来靠近我的耳边说，“邂逅吧？”
我愣了一下，旋即明白过来他指的是什么，心底顿时涌起一股更深的耻辱感。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痛恨自己洒了香水，而且洒的偏偏还是他送我的那瓶邂逅香水。
“你真让人反胃。”我把手里的名卡往他身上一扔便起身离席。
然他却没有接下那张名卡，只似笑非笑地站在那里看着我说：“顾小姐对vip嘉宾就是这种态度吗？”
商务咨询部一个姓刘的主任见状连忙上前救场：“小顾你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能这样跟我们的嘉宾说话？”
我没理会他，只兀自朝门口走去。
那位刘主任只好过去捡起地上的名卡说：“杨总，刚才真不好意思啊。您参加的主论坛在西侧的会议厅举行，我这就陪您过去。您下午好像还有演讲吧？”
我没有听到杨康的回答，也不知道那天下午他发表了怎样的演讲，因为在那之后我就再没有回去过那个会场。
然而，我却很快便又跟他重逢了。
那天，当我看到那份“东南亚投资风险评估调研书”上的公司名称时便不假思索地对那位刘主任说：“不好意思，主任，您还是跟别人去吧，我没时间。”
那位在峰会上曾经被我无视过的刘主任脸上顿时一副像是吞了苍蝇一般的表情：“小顾，我发现你的工作态度真的很成问题啊，你们这些新人最近可真够有个性啊。”说完他便把调研书狠狠地摔在了办公桌上，以表示自己确实十分愤怒。上次从峰会回来，他也是像这样劈头盖脸地把我骂了一顿。
“主任，我不是不服从工作安排。”我缓和了一下语气说，“我的意思是，我并不是商务咨询部的人，没有理由要跟您一起去见客户吧。”
“问题是这次人家客户已经指名要见你了啊。”刘主任用手指重重地敲了几下桌子说，“人家杨总已经说了，如果你不就那天的事向他道歉，就终止跟我们的商业合作。你自己捅出这么大篓子，难道还要领导帮你收场吗？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要把自己的那些小性子也带到职场上来，你已经不是在大学校园里了…”
我忘了那天他又教育了我多久，也忘了他还说了些什么，那之后我只是盯着他那张唾沫横飞的嘴巴在发呆而已，他那像蝉一样聒噪的声音让我觉得有些厌烦，不过他脸上义愤填膺的表情倒是让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事情。这一点怀疑让我在向杨康低头道歉的时候几乎是真诚的了——至少在其他人看来是这样。而那个仗势欺人的混蛋也不失时机地做出了一个大度包容的姿态。他微笑着对我说：“年轻人有点个性也没什么，我挺喜欢的，不如这个项目就让她一直参与下去吧，刘主任，您看怎么样？”
刘主任的脸上立刻又露出了那天弯腰捡名卡时的表情。
我向来对北京的夏天感到苦恼，尤其是遇上这种粘滞潮湿的桑拿天的时候。如果不是被那个混蛋逼着来给送文件，我是决计不会在这种天气出门的。
八月，我莫名其妙地成了杨康那个商务咨询项目的编外人员，不过，为了不影响我在媒体部的本职工作，他倒是很体恤地只让我负责接打电话和送文件的工作——他对刘主任说，所有需要签字盖章的文件都让顾小曼亲自送来。一开始，刘主任还怀疑他对我有什么想法，不过，当我第三次在这种桑拿天跑去送文件时，他试探着问了一句：“小顾，你以前是不是跟那个杨总有什么过节啊？”
是啊，我也怀疑我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他非要这样作弄我。当他再一次假装自己的公章丢失的时候，我终于忍无可忍地向他大声地问出了这个问题。在此之前，即便是像这样跟他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我也一直把他当作透明人，每次他签完字时我也是径直离开，因我觉得哪怕跟他多说一句话都是一件十分麻烦的事情。
“看到我被你耍的团团转很好玩吗？那半年我被你耍的还不够吗？杨康你他妈到底还想怎样？！”我把那一叠文件连同自己积压已久的愤怒一股脑地向他扔了过去。
他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我，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收敛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他慢慢地走到沙发那边坐下来说：“我只是想见你而已。”
那声音像是隔着一个世界那样飘渺。
“除了这样做，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见到你。”
我忽然感到有些恍惚。有那么一刹那，我觉得心中似有什么暧昧不清的东西在波动，然下一秒却又觉得他那句话实在荒谬。于是，我只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就朝门口的电梯走去。
那天之后，杨康再没有让我登门送过文件，签字盖章的工作也交由他父亲手下的一个干练的女高管负责，我跟她通过几次话，她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是那种硬邦邦的质地，处处透着一种高高在上的距离感。不过，她再怎么居高临下也无所谓了，反正等这个项目结束之后我就不用再见到那座28层的大厦里的任何人了——不管是她，还是杨康。
可惜，还没等到项目结束，我就再次用一个愚蠢透顶的工作失误将自己逼到了一种无路可退的境地。那天早上，我刚到研究院，就被副院长劈头骂了一顿。她说，顾小曼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改改自己这种心不在焉的工作作风？你知不知道，如果不是客户发现及时的话，你的这种懈怠粗心很可能会让客户蒙受几百万的经济损失？这几百万，你是准备自己负责还是让院里替你负责？
我又听了一会儿才终于明白她在讲什么。原来，前天晚上我不小心把院里帮杨康草拟的购地合同当作正式合同发给了那位女高管，这期间的确有过几百万的资金变动。
“王院长，出现这样失误我真的很抱歉，那天晚上我一直在赶专访的文字稿，因为实在太累了，就迷迷糊糊地把之前的合同发过去了。”我小心地回说。
然而，我这诚挚的歉意在她看来却成了推脱的借口，她把手上的文件往桌上一扔就火冒三丈地让我“干脆以后不要再来了。”
我没有离开。因我转身要走的那一刹那忽的想起了那五个月的阴郁时光，于是我觉得自己应该恳求她再给我一次机会。那位王院长也没再说什么，不知道是在等我问出那句话还是在等我离开。办公室里的空气好像凝滞了一般。就在那时，一个我未能料想到的电话打了进来。
王院长接起电话的一瞬间脸上的表情便顿时晴朗了起来，她附和一般地跟电话那边的人说了几句意义不明的“好的好的”和“我知道了”就挂断了电话。
我正疑惑着，她就微笑着走过来说：“你已经把合同给杨总送过去了啊？那怎么不早说啊，平白无故地让我被那个女人骂了一个早上。”
这次我什么都没说。
那天中午，我把那份合同送去了杨康的公司。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正低头翻着一大摞材料，见我进来了，便略停了一下说：“你来了啊。”
我有些不大自在地走过去把合同交给他说：“欠你一个人情。”
“能帮到顾小姐是我的荣幸。”他的唇角泛出了一丝笑意。
“你终于要接手你父亲的其他产业了吗？”我指了指那份合同说。这是一个多月来我第一次向他问起这个投资项目的事。
“只是试炼而已，老头子谨慎的很。”他笑说，“他说我只有在30岁之前做出点让人信服的成绩来，他才会考虑继承人的事。”
我没再问下去，只提了几句院领导们比较关心的长期合作之类的事就跟他告辞了。然他却忽然在身后叫住了我：“喂，顾小曼。”
我停下脚步转过身去，他脸上又露出了那种戏弄一般的笑容。
“这一年来，你不会一直都没有交男朋友吧？”他把双手交叠着放在唇边说道。
八月末，我和唐文心去了工体附近的酒吧帮苏珊庆生。我们喝到一半时，夏安打来了电话。她说她很好，让我们不要挂念，下个月她就要去斯里兰卡了。
那天我好像喝到很晚才回家，昏昏沉沉地一直睡到了第二天中午。醒来后盯着窗台上影影绰绰的光景看了很久，突发奇想地走到了门口。打开门来，外面空空如也。
那天下午，我终于让新室友搬了进来。那个女孩叫小如，是个从湖南来北京实习的大学生，性格安静，生活习惯也很好。跟那个总是熬夜、吃垃圾食品的家伙一点都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