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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
二月末,我去一家语言学校做了英文老师。
这当然不是因为园丁蜡炬之类的崇高情怀——事实上，还在读研时,我曾在一次同学聚会上说过这样一个刻薄的笑话：“什么都做不了的人才会做老师，什么都教不了的老师才会教英文。”说完这个笑话之后,我又一脸决然地对我的同学说：“我以后就算交不起房租都不会去做老师，因为我忍受不了青少年,更加忍受不了笨蛋。”那个时候我大约并没有想到自己在两年之后还是因为房租和账单的压力去教英文了。可见人在现实的困境面前并没有多少原则。
薪资面谈时,那位副校长为我开出了不错的课时费，末了又问我要不要兼任青少班的班导，每个月会有2000块的奖金。我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夏安也很快在一家外贸公司找到了工作，职位是法语翻译。从那以后,她便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她再也没有熬过夜,每天一大早便起床洗刷、化妆、吃早餐，7点半准时出门，混在人群里去5号线挤地铁，下午6点又挤同一班地铁回家。她的生活平生第一次从旅途中停了下来。不过，她似乎和我一样都不怎么适应这种变化。有一天早上，我吃着麦片看她穿着职业装和高跟鞋走到门口的穿衣镜前左右打量，忍不住笑说，我觉得我好像不认识你了。她也笑了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说，我也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
闲暇时，我们依旧会约唐文心和苏珊聚会。我们有时去吃饭，有时去唱歌，有时只是坐在咖啡馆里聊聊天。三月的第二个周末，唐文心突然告诉了我们一个消息：她跟陆俊订婚了。她说去年冬天她在照顾陆俊的爸妈时，他们便一直在提这件事，他们对陆俊说，这么好的儿媳妇你不赶紧给我们娶进门，还想拖到什么时候。他于是也就顺着爸妈的意思向她求了婚。钻戒是两个人一起去选的，求婚说起来也更像是一个在父母和亲戚面前签字盖章的仪式，她说到这里时笑了一下：“我们两个还真是一点浪漫的情调都没有。”
我低头看了眼她左手无名指上的那枚钻戒，那钻石不大不小，中规中矩的切割和设计，还真是像极了这两个人的性格。
我忽地想起去年冬天的那场闹剧，便试探着问她现在对于即将开始的婚姻生活有什么感觉。她笑说，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反正我们两个现在跟结婚了也没多大区别。
我心想，那倒也是。
苏珊又问她婚礼是什么时候。她说，可能要等明年了吧，陆俊他爸妈找人算了一下说今年犯冲。
我们便又争论起婚礼时要穿什么款式的礼服，以及谁要做她的第一伴娘。我们争论这些时服务生把鸡尾酒端了上来，他告诉我那杯酒叫独自等待。
那天我们只喝了两三杯酒便回去了。走出酒吧时，苏珊突然向我询问起了语言学校的事，她说她想帮苏格报一个雅思班。
我诧异地说：“她不是才12岁吗？”
“我想让她早一点准备，高中时就送她去英国。”她说。
“我有时觉得，你是不是给苏格太大压力了？学习班、兴趣班报了那么一大堆，她哪有那么多时间去学啊？”
“现在哪个孩子不是这样？”她回头看了我一眼说。
“我之前还以为你是那种民主开明的家长呢，就是能跟孩子成为朋友的那种。”我笑了笑说。
她也笑说：“你要是仔细观察一下的话，那些每天喊着民主教育，主张跟孩子当朋友的，差不多都是没有孩子，甚至连婚姻都没有经历过的人。真正为人父母的人，心里其实只有一个想法：把自己认为最好的都给她。”
“而且，我这样做其实也是想要补偿她。”她顿了顿又说。
“补偿？”
“嗯。”她点了点头说，“我也是把她从她爸爸那里接过来之后才意识到，原来我离开她的那三年给她带来了那么深的伤害。她那时不喜欢吃青菜，每次吃饭都剩下很多，有一次我没忍住对她发了火，你知道她对我说什么吗？”
我偏过头去看着她。
“她端起碗来说，妈妈，我会把米饭和青菜都吃光的，你不要再离开我。”
我一时默然。
“我欠那孩子的。除了这么做，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补偿她。”她说。
转眼来到语言学校已经三周了，我发现除却女老师们在办公室和更衣室里的八卦话题，我对于这份新工作倒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排斥。学生们听课都非常认真，同我的关系也十分亲近。有一次我忘记了带水杯，下课时一个男孩居然跑去楼下的便利店帮我买了一杯奶茶。那孩子叫向宁，安静、温和，眉目清秀的如同女孩子。
当然，我最喜欢这份工作的地方是它自由的上班机制。在这所学校里，授课老师并不需要坐班，因而早上没有课的时候，我可以一直睡到九点再起床，然后悠闲地看看晨报吃完早餐。等到慢悠悠地晃到地铁时，车厢已经不是那么拥挤。我通常会在最后一节车厢上车，如果没有座位，我便倚在车厢尾端的窗玻璃上听音乐，一边看着远处的站台一点点消失在眼底。
我望着隧道中那些半明半暗的光影时，偶尔会想起杨康。去年冬天的一个夜晚，他喝醉之后执意要搭地铁回家，我只好去站台送他。那天他也是在最后一节车厢上的车，我们一直隔着车窗遥遥相望，直到那辆红色列车在隧道中消失不见。不一会儿，他的短信便传了过来：刚才我看着列车在暗沉沉的车轨上慢慢驶离站台时，心里突然想，再没有一种方式，让我觉得离你越来越远了。那之后没多久，我便同李伟订婚了，在地铁的最后一节车厢上车倒是莫名地成了一种习惯，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新年之后，我再没有收到过他的任何音讯，当然，我也没有试图去寻找他的消息，除了那一次。某天我在网络上查阅资料时，鬼使神差地在搜索栏里敲下了他的名字，满屏皆是金庸的名著，于是我又在他的名字之后打下了那个显赫的家族企业的名字，这次的搜索结果少部分是商业周刊的链接，其余均是来自娱乐网站。我点开了其中一条链接，他同一个女明星相视而笑的照片猝然闯入了我的视线，我的心脏忽然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扎了一下，于是我迅速地关掉网页，从此以后再没有接触过他的新闻，或者他的任何东西。想来我仍需要一段时间，在我可以平淡而坦然地提起那个名字之前。
列车缓缓地在站台上停了下来。我下了车，走上那段长长的扶梯，一缕阳光迎面照了进来。这是个晴朗的早晨，街区里的迎春花都已经盛开了，一大片炫目灿烂的鹅黄，像是油彩一般点染在淡的如同纱笼的浅绿画布上。虽然仍旧是乍暖还寒的时节，但这个城市的色调终于不像冬天时那么黯淡了。
我沿着地铁旁边的大街走到一条林荫道，在一家沿街的小店里买了早餐——来不及在家吃早餐时我便会来这里。这家店只卖蒸饺、烧麦、煎饼果子之类的中式餐点，因为物美价廉、干净卫生，早上很多附近的居民和上班族都会前来光顾。店里的餐巾纸和筷子都是自取的，平时就放在门口那个立柜上面的木盒子里。我就是去那里取餐巾纸的时候遇见凌嘉的。那时她正坐在靠门的位置吃着早餐，面前的桌子上摆了一笼烧麦和一杯豆浆。
我惊讶地说了声“好巧啊，居然能在这里遇见你”，她抬头望了我一眼，脸上闪过一丝尴尬的神色。
我问她是不是也在附近上班。她说是，去年年末的时候辞职去了一家电视台的生活频道。
我说：“那很好啊，电视台比电台的发展潜力大多了。”
她有些自嘲地笑笑：“哪有什么潜力啊？还是早上五点钟的时段。”
我下意识地想要安慰她，不过马上便发觉自己好像根本没有能够安慰她的立场，而且她也未必需要我这些多余的体恤。
我们于是又聊起了其他同学的事。她告诉我说，骆唯在电视台做编导，tommy在《法制晚报》做夜间编辑；宫本去电台做了体育记者；王思萌跟那位国传的师兄分手了，上个月好像辞去环球网的工作结婚去了。另外还有几人回家乡考公务员了，再不就是像我一样去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公司做着跟专业毫不相关的工作。
“你还记得当时骆唯在开学班会上说过的话吗？”走出那家小店时，她突然问了我一句。
我说不太记得了。
“她说我们会成为广院最牛叉的一届研究生，现在想想这句话还真是讽刺。”她兀自笑了一下，眼睛里既有愤懑，也有颓然。那神情让我觉得十分陌生，我从未想过在一个如此优秀和自信的女孩眼中也会看到那样的情绪。我注视着她疲倦的眼睛，想象着这一年来她是如何睡眼惺忪地对着空荡荡的录影棚和那寥寥无几的观众播送着手中枯燥无聊的新闻，心里竟也有些悲哀了。
“不过，我们还年轻吧。”跟她分别时，我这样说。那个时候我还想起了一句诗，可是我没有告诉她——
我把影子投射在自己的路上，
因为我有一盏还没有燃点起来的明灯。[1]
作者有话要说：[1] 这句诗的原句为“我投射我自己的影子在我的路上,因为我有一盏还没有燃点起来的明灯。”因为拗口，所以稍微修改了一下语序。出自泰戈尔的《飞鸟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