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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之后,我又犹豫了两天才终于决定跟杨康谈一下。
我选了一个月朗风清的夜晚，约他去国家大剧院听了一个音乐家的钢琴独奏会。听完之后,我们又绕着湖边散了会儿步，气氛自始至终都很好。我心想,就是这个时刻了。不想在我来得及开口之前他便抢先跟我谈起了电视台的事。他问我最近有没有节目重新开播的消息。我说没有。他又问说：“那你有什么打算吗？”我这才突然意识到他兴许也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跟我谈起这件事。
我只好含糊地回说也没什么特别的打算。他便停下脚步把手搭在我的肩上看着我说：“小曼，我知道这次的事对你打击很大。不过,我相信你一定可以重新开始的。上次你不也是从一无所有一步一步地走到了现在的位置吗？”
我张了张口,没有说什么。
“不管你做什么选择我都会支持你的，我也保证不会再干涉你的事业。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再像上次那样离开我了。”他说。
我心情复杂地望了他一眼，又握着他的手默然地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终于下定决心将那件事告诉他。
然而我最终却没能说下去。因为就在我说出他的名字的一刹那，另一个女人的声音和我重合在了一起。我们应声回头：一个身着长裙、端庄典雅的女人正站在湖畔边的台阶上看着我们。她手中还牵着一个明眸善睐的小女孩儿，生的如同洋娃娃般精致。
我有些不明所以地看向杨康，他脸上似乎有些不自在。我刚要问他那是谁，那女人便微笑着走了过来：“我们有十多年没见了吧？”
杨康没有回答。她便又说：“真是巧了，昨天刚回国，想着过几天再去拜访你，不想现在就遇见了。这是你女朋友吗？真漂亮。”
“你是？”我犹疑地问说。
“我叫杜希音，是杨康的朋友。”她脸上依旧带着一种如沐春风的笑容。
杜希音，这名字可真耳熟，就好像在哪里听过一般，我在心里想。大约十秒钟后，我终于想起我究竟是在哪里听到过这个名字，心里不由得猛然一沉——“我上次见他对一个女人这么在意还是在十年前”。没错，黄令仪姐弟都曾这样跟我说起过。
就在我晃神的那几秒钟里，杨康不动声色地把我介绍给了杜希音。她礼节性地向我问了声好，又问说：“你们来听音乐会？”
杨康说：“是啊，你呢？”
“我过几天在这里有独奏会，今天来见了几个人。”她说。
杨康解释说：“她是大提琴演奏家。”
我讪讪地笑笑，没说什么。
他们的话题也戛然而止。兴许是因为我在他们身边的缘故吧，我这么想着便鬼使神差地说了句：“我先去停车场取车了。”
杨康有些诧异地看了我一眼，不过却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我于是便径自转身离开了。走下那段台阶时，我的胸口突然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般难受。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终于明白了自己这种沮丧心情的源头——刚才我松开杨康的手的时候，他并没有试图拉住我。
此后的几天里，杨康看上去和往常没什么不同。他再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杜希音的名字，我于是也没再问过。当然，我也再没有机会将那件事告诉他了。
5月20日，他带我去参加了一场婚礼。那是一个银行家的小女儿的婚礼，对方也是出身名门，因而两家请的都是些公子名媛。
婚礼是在女方家族的一幢湖区别墅的草坪上举行的，从头到尾都是西式婚礼的流程：新娘挽着父亲的手臂在柴可夫斯基的小夜曲中走向新郎，身穿长袍的神父为他们证婚祷告，而后，新郎新娘互致誓词、亲吻、抛花，合着一支欢快的曲子跳完了第一支舞。
我坐在草坪的白色木椅上，看着那对新人脸上幸福的笑容，心里莫名的有些感动。我又偏头看了看杨康，他眼里也是满满的笑意，但我不确定那是不是动容。
此后的草地宴会便成了公子名媛和大人物们的社交场合。我觉得有些无聊，便撇下杨康去湖区走了走。我先是沿着湖畔的木栈道走了两圈，后来觉得有些累了便在湖边的一张长椅上坐了下来。大约五分钟后，一个女人尖细的声音突然传入了我的耳中：“喂，你看见了吗？杜希音也来了。”
“早看见了，你说她在美国待了十年怎么突然又回来了呢？”另一个女人说。
她们的谈话没有任何的避讳，我想她们应该是没有看见我，因我身后的那片灌木丛差不多将这张椅子完全遮蔽。
“肯定是钱花光了，在那儿混不下去了呗。”声音尖细的女人说。
“估计是，你看她居然把女儿也带回来了。”
“那小孩儿该不会是杨康的吧？我可听说她在美国一直都是一个人。而且那孩子看年龄也差不多吧。”
“那她这次回来十有八|九是想跟杨康破镜重圆了。”
我的心脏突然像是被一只巨大的铁锤猛地砸了一下。我呆呆地在那张椅子上坐了一会儿，僵硬地站起身来走了出去。那两个女人仍是没有发觉我的存在，依旧在旁若无人地攀谈着：
“我也觉得是那样。他那女朋友还不知道吧？”
“真可怜。”
我面无表情地从她们身边经过，她们这才一脸惊惶地停止了那聒噪的交谈。
我回去宴会时，杨康已经不知所踪。草地上没有一个我熟悉的身影。我神思恍惚地站在那里，过了许久才想到我兴许应该去房子里找他。然我转身的一瞬间，却跟一个小女孩儿撞在了一起。
我下意识地低头说了句“对不起”，下一秒却不由愣住：那女孩儿正是杜希音的女儿，她今天穿了一身蓬蓬的白纱裙，戴了红色的花朵发箍，美好的如同一个小天使。
我仔细地打量着她的五官，良久没有说话，直到她要从我身边跑开了，我才大步上前拉住了她：“你今年几岁？”
她一脸疑惑地看着我。我于是又用英文把刚才的问题重复了一遍。
“10岁。”她带着甜甜的笑容回答说。
“你爸爸没跟你们一起来吗？”
“没有，我从没有见过我的爸爸。妈妈说他去了很远的地方。”
我刚要再问些什么，一个老妇人的声音便从我们身后传了过来：“思卿，过来拍照了。”
我僵了几秒，屏息凝神地扳着她的肩膀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思卿，杜思卿。”她用几乎完全标准的中文回答说。
思卿…思卿。我突然觉得天旋地转，头晕目眩，口渴的快要死掉了。
必须要去什么地方找一杯水喝，我心想。
于是，我穿过草坪，走上石阶，绕过门廊，推门走进那座巨大的房子。我在那里来来回回地找了许久才终于找到一只盛着柠檬水的长颈水瓶。我从旁边那只垫着蕾丝衬布的托盘里取下一只倒放的水杯，倒了满满一杯柠檬水。然后，我一口气将那杯水喝了个精光，然而奇怪的是，那却并没有缓解我口中半点的干燥。
我忽然听见房子后面的花园里传来一阵笑声，便上前走了几步隔着起居室的门窗向那边看去——杨康和杜希音正并肩倚靠在花园的栏杆上谈笑风生。
我定定地站在起居室里遥望着他们，一时间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恍如梦境。一个男人忽然在我身后喊了句什么，花园里那两人循声转身，我在他们发现我之前便飞也似地逃走了。
我似乎跑了很久，直到鞋子跑掉了，头发也在脑后散落。后来，一辆蓝色的出租车在我身边停了下来，我便打开车门坐了上去。我听见司机似乎在问我要去哪里，我想了很久才想起自己住在哪里。
我用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回到了自己的公寓，又用最快的速度将自己能想到的几件物品扔进了行李箱里。然后，我拖着行李箱去了最近的售票处，问售票窗里的人有没有今天晚上去上海的机票，他说没有。我又问他有没有今天晚上去上海的动车票。他便给了我一张18点32分的车票。我收好那张票，来到路边，打车去了北京南站。
就这样，我在一个五月的黄昏，仓皇地逃离了这座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