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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毅刚继续询问证人。
“完全肯定是一个人？”
“不，就餐是一个人。”
“这么说后来又有一个人来和他一起会餐，而且还是一位女人？看得很清楚，离你的位置很近？”
“你说的非常对，他俩在我的餐厅呆了很长时间，一瓶酒刚喝完，他要了第二瓶酒, 一会儿来了位女人坐在他身边。看起来他们很暖昧，不像第一次见面，年轻女人富丽的生活情调，多情的生活表现在我们这里是常见的事。但他俩不一样, 看上去很异样, 比情人还情.”
“是这位女人吗？”
“很像是她。”
“很像。这么说还不完全是她，只是很像吗？”
“不，是她。我见过。”
“请你看清楚，不会认错人？”
“我想不会的。这天晚上因为他们在酒家里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这天晚上收入很坏，是他们给我带来不太理想的收入。”
尤毅刚忽然感到有些棘手，杨清贵的证词很可能会给案情调查带来新的定罪，情况很可能也会有变化。
而李维克也感兴趣地注视着证人的证词。除此之外完全可能有另一种原因，这个证人在这种时候出现，可以说是帮了李维克的忙。
审判厅的观众这时也有奇怪的议论，有戏谑的笑声，有不同神色的表情，他们紧紧盯住台上，看着尤毅刚问询证人的可笑举动。
曾伟成坐在杨琴身边，脸上的情绪很不好，他听见证人的证词对曾秋蝉有些不利，情况有有可能更坏。但他又想不会太坏，证人的证词要向法庭负责，而法庭的判决也要依照事实，这点他是相信法庭不会错判。再说曾秋蝉的律师不是没有头脑的人，讲事实。注重证据，他可以列入高级律师行列。案情进展情况是不会使人们的意志为目标的，有很多情况是想象不到的，目前尽管证人的证词在法庭调查出现新疑点，这和律师的目的是一至的。弄请案件情况，找到更多更准确的事实依据，对于有经验，有头脑的律师是毫无否认的。因而曾伟成有点身不尤己，他只好绝对相信法庭，相信律师对案情进行公正辩护。
此时的尤毅刚有点犹豫。桌上的卷宗提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案件的结论倒向他。于是他转向证人。严肃的面孔。有经验的措词，表现灵活的继续询问。
“请问，他俩在一起已经清楚了，那么他俩在你的酒家呆了多长时间？”
“大约有一个半小时。女人呆的时间很短。大约只有三四十分钟。我看过时间，没有错。”
“就是说，这位男人到了半小时后，喝了一瓶酒向你要第二瓶酒的时候，这女人就来了。随后他俩在一起喝酒，吃了你的杨清排骨？”
“是这样，完全是这样。”
“他们只是喝酒，你有没有注意到别的？比如说，他们在一起交谈很密切。有说有笑，或者他们是在商谈什么计划？”
“偶尔听到半句，或一句话，但不完整，不全面。女人说在什么地方等他。叫他一定准时来。男人显然是很为难地点了头，就没有听到他们再说什么。后来他们在外面的情况我就没有注意了。”
“他们的谈话你确信没有听错？”
“我向法庭保证，他们的谈话我没有听错。”
尤毅刚面向陪审法官，很有把握地说，“我想行了，杨清贵提供的证词我需要调查。”
审判长做了个手试：“法庭准许调查。”
李维克终于有说话的机会：“审判长，我对证人的证词有意异。”
审判长：“准许辩方提问。”
“是这样的，我们都需要调查。”接下来法庭准许李维克对杨清贵进行询问证人有疑点的证词。
“杨清贵，你的酒家在华山脚下石筒子街，听说生易不错，大部份时间是游客光顾？”李维克向证人提问，看起来完全和本案无关。
“是的，那条街很乱，人很多，晚上不太安静。”
“现在怎么样，安静吗？”
“现在还是那样，不安静。”
“这女人你认识？他俩一起在你的酒家里喝酒，吃牛排和排骨，都是你给他们送去的？”
“是的，都是我给他们送去的。”
“知道他们是夫妻吗？”
“很遗憾，我从不关心这件事情，凡是到我酒家来聚餐的，我们都会给他们满意的服务，从来不去过问人家的私生活。”
“他们在你的酒家聚餐，两人很热情，有说有笑。很有趣，他们的谈话你听见，谈的什么，请你再向法庭讲一篇。对了，要详细点。”
“我在前面讲了，偶尔听到半句或一句话，但不完整、不全面。女人说在什么地方等他，叫他一定准时来。男人显然很为难地点了头，就没有听到他们再说什么话。后来他们在外面的情况我就没有注意了。”
“他们是什么时间来你酒家就餐的？”
“晚上大约十点钟，没错，是十点钟。”
“女人是什么时间到你酒家去的？”
“大约比男人晚不到三十分钟。”
“谁先离开？”
“女人先离，男人很快就跟了上去。”
“男人跟上去后他们在干什么，当时你有没有看见他们可疑的行为？”
“外面很黑，好像看见那男人搂住女人，女人好像还是再说那句话，在什么地方等他，叫他一定准时来。”
“在什么地方等他呢？有意思。后来他们怎么样？”
“后来他们说了些啥，我就没听清楚。”
“他们后来就没有回你的酒家是不是？”
“不。女人大约走了几分钟，男人又回来坐在原地喝酒。”
“这么说他喝得很高兴？”
“不，他很不高兴。”
“这位女人你认识吗？”李维克拿出死者照片。
“不认识。”
“这就行了。”
杨清贵有点不情愿的在证词文书签上自己的名字。
李维克由于在某种机会中，在询问证人找到对审判有种种新疑点的同时，不凡有了发现，这无意是对他的帮助。可以说，在法庭调查的时候，事情若有微小变化，审判官和律师为了对被告人负责。案件就要停下来重新调查，寻找核对新出现疑点的依据，研究事实真相，核对证人的证词。这项工作再法庭上叫作延长“生命”。
公开审判现在已经到了第三天，案情的变化到了最新阶段。杨琴从开庭这天起就担心曾秋蝉的处境，现在没有好转，情况显得更坏，担心的事终于还是来了。
显然，杨琴这几天很少讲话，神情有些恍惚的她一直坐在曾伟成身边。她的脸色很不好。精神憔悴。气色衰腊。干古的绉纹包肉贴骨。尽管她的眼神好使，听力管用，脑筋的灵活度不是很灵验，但能辩别善恶。分清事非好坏，心眼不糊涂。
她看见自己的女儿站在被告席前，那张有些变色的脸，和那个欺骗过她的流氓在恶毒地攻击她时，杨琴的心就像有人在用刀刺一样疼痛。她看见这种凄惨的情况毫无办法帮助女儿，接下来担心的事情也许会更坏，更怕那个流氓会把罪证减轻，把更严重的罪推到曾秋蝉身上。在她眼前看见的情景很无奈，怪自己没能力分担女儿的罪责。没有本事为女儿说几句管用的话。如果说有什么让她唯一能够轻松的念头，哪就是站在面前的女儿精神头挺不错——这才使她减轻了些心里压力。
这几天她总想和女儿单独见面，总想找机会和她谈谈，几次都被法庭拒绝。有一次审判结束看守警官押曾秋蝉出门时，女儿和她擦肩而过。顿时。她看女儿的眼神很凄凉，很无奈，母女之俩在咫尺之间也没有说话的机会。后来走远了，看守警官押着上了囚车她还回头张望，久久不肯离去。这种时候的杨琴真的有些吃不消，感觉头晕眼花，天昏地暗，就像掉进迷宫找不着边际，眼前的人影像蚂蚁一样活蹦乱跳，房门像迷宫的地下室望不到边；审判长的脸又长又大，敲着开庭的法锤铛铛的响。尤毅刚的影子越看越小，比地上的蚂蚁还小，他爬到审判长的法锤上不小心掉了下来，掉到诉讼人裴基林大黑皮鞋上，后来被踩在脚下。这时的杨琴吓得大声喊叫，嘴里念念有词地说：“伟成，快救妹妹，有人要害她。快去，快去。”
“妈，怎么啦？”曾伟成扶着杨琴坐在旁边的木椅上，好一会儿才醒神。
“妈没事。秋蝉回家了。”杨琴指着家的方向说糊话。
曾伟成尽可能安慰杨琴少受些伤害，给她做工作不要去参加审判会，秋蝉不会有多大的事。还告诉她尤律师找到对秋蝉有用的新证据，在下一次开庭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新突破。可是杨琴就是不同意，经过曾伟成好说歹说她才免强同意保持平静，不参合激动。
等到第四天继续进行公开审判的时候，杨琴的精神更坏，瘦弱，衰老的身体已经向她提出明显的威胁。这种时候她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体壮况。显然，她的担心更强烈，要和女儿讲话的愿望更迫切。她想象不到命苦的女儿后半身的命运将受到什么惩罚，还想象不到女儿的罪行能不能够得到法庭的宽大。她的女儿是无辜的。她已经向法庭认了罪，就应该得到法庭的宽大处理，但是结局到底怎么样，她说不清楚。
在第四天审判一开始，杨琴就给辩护律师讲过自己的看法，请求律师给她一次方便。她还叫曾伟成通过关系向律师求情，转告她对案情的个人看法，可是后来她得到的是失望。尤律师尽他的职责向她解释：罪犯怎么样，按照法律办事。法庭是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对罪犯是否宽大，这完全要看罪犯人的认罪情况，态度是关键。再说目前是公开审判最关键阶段，被告人的情绪如果现在出问题就不好，糟糕的情绪随时有可能影响对案件定罪的年限。如果被告人时而冷静地表现，时而过激的反常，时而增加精神负担，情况就更坏。
尤律师这样解释以后，杨琴后来并没有强调她的要求。但是，她还是坚持有话要求尤律师告诉曾秋蝉——她说她的母亲心里很平静，叫她精神起来，一定等待她回来。于是，律师站在同情的一方，把这些话转告给曾秋蝉。
ps：
尤律师的辩护给曾秋蝉又惊又喜,复杂案情难遇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