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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了好几天，方心宁心里仍有有一种说不清的沉重。自从大学毕业，至今已经奋斗了四年有半，可让季家接受自己的事仍旧那么渺茫。
来到校长办公室，方心宁向程校长汇报了团队方面的一些工作和打算。面对自己的老师，面对这样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他很想从程校长那里得到一个明确些的答案。他把跟季梅婷的事讲给程老师听，但把自己说成是自己的一个同学了。他想：如果明说是自己，定会让老师替自己担心，而一些切中要害的话，老师也不便说出口。
“一个副市长的女儿看上了你的同学？”程校长说，“说明你这个同学相当出色呀。”方心宁补充道：“不，当时她爸爸才是宣传部长。”程校长问：“你这个同学呢？”方心宁说：“我……跟我差不多吧，农村的。”“就是嘛。恐怕……”程校长欲言又止。
方心宁忙问：“恐怕什么？”程校长说：“好事注定要多磨，只要不怕困难，肯定会有好的结果。要不我说说我那会儿吧，或许对他有些帮助。我年轻那会儿，成分不好，找媳妇挺难的。我上过几年学，大队里——后来叫‘村’了———就安排我去当了老师。那时我们和邻近的一个大队共用了一所小学。那个大队的民兵连长有个女儿，叫王玲，也在这所小学里当老师。因为经常在一块儿，一来二往，我们就好上了。她常常给我带些吃的到学校里去，还经常帮我洗衣服。”他呷了一口水。
方心宁迫不及待地问：“后来呢？”
程校长说：“后来，我们的事传到她爹的耳朵里去了。她爹坚决不同意我俩在一块儿，找了我们支书，把我从学校撤回到生产队。在生产队里，我和壮劳力们一起出工，犁地，掏粪，推土，割麦，什么粗活累活都干。有一天，王玲偷偷地来找我，要我带她跑出去偷偷登记结婚。那时咱成分不好，哪里敢？她就哭。她爹不知听谁说了，带人来把她给捉了回去。”
“那再后来呢？”方心宁问。
程校长说：“她爹找了个人家，把她嫁了。后来，国家恢复了高考。我们支书和我是本家，把我从学校撤回到生产队后，老是觉得对不住我，就想办法让我去参加了考试。我考上了，上完学，分到我们镇中学里。在那里，我认识了学校附近的一个农村姑娘，就是你现在的师母。”
方心宁问：“王玲呢？”程校长说：“她丈夫是个泥瓦匠，当时比较富裕，可不久因痨病死了。她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她儿子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在省城安了家。她现在跟他儿子住在一块儿。”
方心宁说：“你这样一说，我——我这个同学可就没什么希望了。”方心宁这样说着，心里在为自己感到悲哀。他不想在自己的身上复制程校长的经历。
“时代不同了，事情也不能一概而论，可婚姻大事毕竟不是儿戏，你还是劝他慎重一些的好。人人都在追求爱情，但我们更需要婚姻，不幸的是，二者又常常不是一回事，所以，大多数人要面临这样那样的抉择。你师母没文化，但老实厚道，过日子是个好手，里里外外的活儿从不让我沾手，真是吃饭都端到嘴边上。三十岁结婚，三十一岁得子，”程校长说这话时，脸上洋溢着笑，“如果这就是幸福的话，那我很幸福，是一种很踏实的幸福。”
方心宁说：“你的故事毕竟是个喜剧。”
程校长说：“有时想起来，觉得对不住王玲。要是当时我也主动点儿，说不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你想想，一个大老爷们，还没个姑娘主动……”方心宁说：“可是，如果你和王玲结了婚，又会是什么样的结局？不过是在那里下一辈子苦力，或者再好一些，民办教师转正了，仍然在村小学里教一辈子书。”程校长说：“那谁能说得清？这也许就叫命吧。”
这时，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是教育局反馈关于雁回岭村游学一事的调查结果。经教育局认真调查后确认，前段时间有人反映的泰云学校某老师组织学生为自己的亲戚捐款之事纯属子虚乌有。
教育局对校外活动如此重视当然是没错的。有一年，辛县某学校在组织一次郊游活动时，发生了学生意外死亡事故，因而局里为此下文，要求凡有学生集体外出的活动，必须先申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学校为了回避责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干脆不再组织学生校外活动了。
雁回岭村之行，成了值得方心宁永远珍藏的记忆。
方心宁把司文金反映的情况告诉了程校长。听了他的描述，程校长沉思片刻说：“我知道是谁了？”
方心宁问：“谁？”
“任南德！”程校长说。
方心宁并不认识任南德，也不想知道他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刁难泰云学校。但程校长讲的故事，却让方心宁思考了更长的时间。程校长的“命”还不错，可自己的呢？
他给季梅婷发了个短信：我是否应该主动到你家去拜访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