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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任南德国学知识并不多，可他对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进行了深入的但却是断章取义式的理解。他一直有一种很坚定的认识：一线上课的老师最无能，是知识分子中的“劳力者”；做了教育管理的“劳心者”，才是行业中最有本事的。也许正是因此，他自己从来没打算好好上一节课，却总是对任课老师像防贼一样地提防着。他的“三防政策”是有名的：防老师不认真坐班，防老师不按要求备课批作业，防老师不好好上课。这些是每个学校都应常抓不懈的，但是到了任南德这儿，总是会让人感觉像被洋鬼子监督着做劳工，心里特别不舒服。
他怕老师们偷偷溜出学校办私事，有事没事就常常潜伏在校门一旁偷偷观察；为防备老师们不好好备课批改作业，他安排专人每周都要把这些东西查一次；担心老师们不好好上课，他就提出了许许多多关于上课的纪律，其中有一条，就是领导可以“推门听课”。他所说的推门听课，指的是不管哪个老师正在上课，他都有权力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以督察者的身份推门而入。尽管这样会打断老师们的讲课思路，影响到学生听课，但任南德对他推出的方法却津津乐道，在人前说起这些经验，总会讲得唾沫星子乱飞。
这一天，方心宁正在班里上课，任南德就带着万青东忽然闯进来了。当他推开门的时候，学生们正在分组讨论，也有下位的，也有回头的，也有站着的，也有坐着的，方心宁则在教室里巡视，看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同学。任南德看到教室里乱哄哄一片，忽然走上讲台，用黑板擦拼命地敲打着讲桌，喊道：“静一静!静一静!都给我静一静!”师生们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整个教室立即静了下来。
所有的人都不解地望着他。
任南德说：“你们到教室外面去听一听，看看还有没有比你们更糟的课堂？这是上课吗？集市上也没这么乱吧!方老师，课不能这么上，你难道就不强调一下纪律？”郭娟说：“我们正在讨论。”任南德说：“讨论不是不可以，但两个人讨论不能影响第三人。你们这样的课堂，要影响到全校了。”方心宁只好说：“请同学们声音小一些吧。”万青东在一边低声说：“这样上课，整个都乱套了。”学生们让校长这一惊吓，都不敢再讨论问题了，板在那里，没人出声。任南德站在那里又盯了好一会儿，才带着万青东出去。
下了课，任南德让人把方心宁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说：“你怎么能这么上课？乱哄哄的能有什么好效果？这样能出成绩吗？”方心宁说：“这是合作教学法，程校长在的时候，他是支持的。”任南德忽然提高了声音和语速，很激动地说：“我不管你什么教学法，也别跟我提什么程校长，课堂纪律总得先有保证，学生坐得有个坐相，站得有个站相。你倒好，站着的也有，趴着的也有，我还真没听过这种奇怪的上课法。咱们就要是四平八稳的课，咱们不能辜负了家长多交的那些钱。至于什么教学法，那是教育专家研究的事。”
方心宁从校长室出来，在走廊里连唾了几口唾沫。是的，除了唾几口唾沫，自己没有什么好办法。学校的工作，还得听任校长的。方心宁特别喜欢沉在一线做具体的教学工作，可就在这时候——被别人摆布的时候，他很不爽。
在文学社里，方心宁向纪红飞说起了刚才的事。纪红飞说：“他十几年没上过课了，哪有资格谈什么教学方法？”方心宁说：“可他却是校长。”纪红飞说：“是呀，管理者不上课不懂课，进课堂的却又被他们限制着，管理和教学总有些游离。我还在学你的模式哩，你岂不是把我也坑了？”方心宁说：“你就别再讽刺我了，谁还会学我？”纪红飞说：“程老师在的时候，他虽然没当着你的面表扬你，但在我面前可是常夸你。说你教学方法跟得上形势，让我多多向你学习，怕你骄傲，还嘱咐我‘偷拳’呢。”方心宁问：“这话可真玄乎了。”纪红飞着急地说：“你现在就打电话呀，问问程老师我可有半句假话。”方心宁看她认真的样子，忙推开她要拉他的手：“行了行了，我只好先相信。”
方心宁听了纪红飞的一番话，刚才的气愤已经消了大半。他下定决心，说什么也要把自己的合作教学法进行到底。真想做点儿事，遇到些困难也是正常的。
第二天开校会，任南德专门讲到，任何人不能打着搞教学改革的旗号乱搞，如果有违犯，给学校造成的损失完全由个人承担。方心宁心里清楚，这些话，自然是讲给他听的。而说起来，讲这样的话也实在有点儿可笑，因为很多老师都愿用自己习惯的教学方法，至少是省力气，谁愿意跟自己过不去，冒险费劲地去搞什么改革？常常是你不拿规定逼着都没人有热情去搞的。
从此，方心宁就开始将自己的教法改革转到地下。他做事总是很小心，不愿意让人再说自己第二次。每当学生分组讨论的时候，他就注意着走廊的动静，一旦发现任南德，他赶忙咳嗽，班里就会一下变得鸦雀无声，学生各就其位。
这下好了，方心成了“地下工作者”了，连他自己都觉得这很可笑，但也很无奈。
然而聘任老师遇到的问题还远不止如此。
张风老师今年要评高级职称了，可今年名额巨减，实验中学先是不允许招聘老师报名参评，后来顶不住各方面的压力，就答应他们可以参加，但在初评时加了一项“校龄分”，而且比重很大，轻轻松松就把他挡在了外面。
张风来找方心宁诉苦：“你说我咋这么命苦？头一年够评职称的年限了，上边把中级职称的年限延长了一年，第二年总够年限了吧，上边又要什么综合荣誉，单项的荣誉免谈，连拼三年，今年我真的什么都准备好了，没想到名额比去年减少了五分之四，即便这样咱也想试试，可人家实验中学还就不给这个机会，只一个校龄分就把我打在外面了。真他娘的，背运到底呀……”
“评上的也还没聘……”方心宁安慰他说。他的年龄比张风要小几岁，但他能体会张风此时的痛苦，而且也已经感觉到，今后的路上一定会有更多困难。利益面前，人群会自然地分化；分化面前，聘任老师又一定会是劣势群体。这些理解，也是方心宁从新收到的一封软抄信上得到的点化：“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这句话告诉自己，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只是这聚聚分分随着当事人时位的变化而变化罢了。
张风只是生气，没有再说下去。他必须接受现实。
方心宁心态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越来越不愿意见人了，特别不愿意到人多的场合去凑热闹。
其实，许多老师都有这种羞于见人的毛病，一来与行外人找不到共同语言，二来惯做孩子王，不懂得那么多的人情世故，“宅”就成了他们中很多人心理和行为发展的终极方向。不过，方心宁的内心深处，情感比一般老师要复杂得多。
尽管方心宁想把自己深埋起来，但他还是被人给惦记起了。这天，他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正是那天他救过的女老师打过来的。
女教师说：“可打通你的电话了，前一段时间怎么老是关机？我给你找到工作了，你过来一趟吧。”方心宁说：“我已经有工作了，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的热心。”女老师又问：“那你在哪个单位？你总得让我表示表示谢意。”方心宁说：“不用，这样的事，谁见了也不会袖手旁观，何必这么放在心上？”
方心宁不容她再说什么，挂断了电话。一点小事，何必谈感谢呢。不过，因为那则广告的缘故，方心宁近来倒是不断地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和手机短信。
一个说：“傻小子，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登在广告上充好人，做这样的秀，真不好鉴定你是愚蠢呢还是愚蠢。”
一个说：“你漂亮吗？你有男朋友吗？你相信缘分吗？”
一个说：“陪我聊聊好吗？哥真的好寂寞。”
嘁！这算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