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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报纸上就刊登了一则新闻：双枪女侠发雌威――唐群英怒打宋教仁。
我把报纸念给小姑姑听的时候，唐阿姨也在一旁。
我刚念完，小姑姑从我手里夺过报纸，蹂成一团，掷在地上：“胡言乱语，不看也罢。”
我缩了缩脑袋，唐阿姨一边整理包裹，一边淡淡地开口：“由他们说去。”
唐阿姨再也不看报纸，再也不关注街上日日与新成立的“国民党”有关的一切消息。
她与其他的阿姨，不久，就要离开北京了。
唯独小姑姑茫然无措。
唐阿姨温和地看着她，问：“卓茗，你打算怎么办呢？”
小姑姑垂下头，半晌，才如拂过树梢的夏风一样，以闷闷地，又带着燥热不安的声音回答：“群英大姐，你知道我。我，我跟你们不一样――我不会回家去的。可是……杏儿……”
后来小姑姑告诉我，她那时其实早就做好了准备。
她为了推翻满清，丢了一条胳膊，得罪了家族，又没有得到半点新朝优待，原来的理想也遭背叛。
更不像唐群英等人出生名门，自有田产财富。
通常的结果无非也就是回到家里，得一个昏暗的角落，孤独终老。
她自己倒什么大不了，只担忧将我再送回家去，恐怕不好。
唐阿姨语义悲切：“我知道。”
说完，又沉吟片刻：“之前――孙逸仙又来找过我。”
小姑姑顾不得感伤自己的前途，抬起头，嚯地嗬了一声：“原先敬重他是起义发起者，现在嘛......哼，他还有脸来找大姐你？他这是又有什么不得了的教诲？”
唐阿姨神色现在倒是平静了：“我虽然不想再掺和他们的事，不过，孙逸仙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可能挽回，不如先通过提倡教育、普及知识的方式来大力发展女子团体，然后再来与男子争权。纵然目前女子参政事不可为，但是我们也不是就此回家养老，总还是有一些事可以做的。”
说着，她拍拍小姑姑的肩膀：“而且……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情况不像你想的那么糟。我们中不少姊妹打算回乡开办女学，开启女智。怎么？要不要去当位校长？”
小姑姑听到女学，顿时双眼一亮。
......
我们最终还是跟着唐阿姨王阿姨她们又离开了北京。
离开北京的时候已经入秋，秋老虎还作威作福，可是枝头树叶已经泛黄，蝉早已不见踪迹。
阿姨们大多是南边人。
我们一路南归，途经南京。
阿姨们想起当时岁月，一时唏嘘。就提议去旧址一观。
小姑姑似乎想到张妈，也打算去那位革命同志家看看张妈的近况。
结伴进了南京，分头行动。
到了那位“同志”家，小姑姑问起张妈，却出乎意料遭了人埋怨：“早就给辞了。”
小姑姑惊异：“怎么，辞了？张妈是个勤快人……”
那位“同志”唉声叹气：“卓茗呀，你是遭了人蒙蔽了！你介绍来的那个佣人，虽然断了一只手，偶尔做一些轻活，倒也使得。不料，某天，我母亲去一位太太那打牌，无意中说起家里有个断了一手的女佣。那位太太竟然就是张妈的前主家，才叫我们知道这是个什么谬种！”
“――这，怎么说？”
“她自己手脚不干不净，偷主家的东西。她女儿又勾引主人家的老爷，被人发现，当狐狸精打出门去，听说是羞得投河了。
幸好主人家好心，并没有押送她去衙门，只是辞退了事。不料她怀恨在心，反而倒打一耙，污蔑主人家对她女儿不轨。咳，她女儿不过是一个村姑，那家的老爷是体面的绅士，怎么看得上一个村姑？衙门自然不信这等污蔑，打了她一顿板子，听说是打折了一只手，赶了出去。”
说到这，“同志”顿了一顿，又说：“本来我母亲对那位太太的说法算是将信将疑。只是看见过一次她的包袱，里面似乎的确是有一件极其精美上等的银镯子和一套绸缎衣服，以她的的身家，绝攒不下来。问她东西来历，她又涨红了脸，一句都不肯说。我家里留不得这等人。卓茗，我晓得你一向心软，是遭了这等人的蒙蔽，才介绍她来。”
小姑姑张张嘴，似乎还想替张妈分辨，又说不出什么来。
且看这位“同志”的神色，怕是再说下去就要损害战场上的情谊了。
小姑姑只得抿着唇怏怏告辞。
我仰头看着她：“小姑姑，张妈真是这样的人？可是，从前她在我家里并不是这样……”
小姑姑说：“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张妈并不是这么告诉我的，只说想求一份正经活计。只是……大概是我果真听信错了她。倒是我对不住这位同志了。”
因这个不好的消息，我们离开南京的时候，心情都不太舒快。
小姑姑坐在车里皱着眉闭目养神。
我趴在马车的窗边往外看，忽然“呀”了一声。
小姑姑睁开眼，问我怎么了。
我疑心自己看错了，摇摇头。
方才街边，我好似看到了张妈。她又站在了街边。
不过，不再站在鸟笼屋子前，而是站在草棚前。
这回她虽又穿起来花花绿绿的衣裳，质量还不如第一次，头发却花白了大半了。
只是因为老得太厉害，我实在不能确定。
后来离开了南京，我见了逐渐熟悉起来的山清水秀，又把这件事忘了。
就像唐阿姨说的，其实情形也不是太坏。
民国实行基层自治――也就是县城以下，就由当地有名望又支持国府的士绅地主自主管理。缴纳赋税的时候再与国府联系。
我家在乡里本也是士绅一流，因山高水长，北京事故离此太远，他们眼里，小姑姑作为革命的最早几批直接参与者，就代表着“与国府的联系”。
因此小姑姑也受到了家乡士绅的欢迎。
家里不但给小姑姑分了一些田地钱财，还与唐阿姨一样，资助她开起了女学堂。
唐阿姨帮小姑姑开起了女学，又招了几批原籍浙江的阿姨与小姑姑一道操持，便要告辞。
“大姐要回湖南吗？”有一位阿姨问。
“不，我还要再去北京。”
小姑姑吃了一惊，急急劝道：“群英大姐，事已至此，袁世凯主政，定不会允许我等活动，再去北京又能做什么？”
唐阿姨负手微笑：“我是说要开女学，办女报。不过，就不能在北京开嘛？众姐妹安心，我好歹也是最早的开国元勋之一，得过二等军功章，袁世凯还拿不了我怎么样。”
唐阿姨就这样，辞别我们，独自一人，又北上去了。
一段时间之后，传回音讯。
起初，唐阿姨在北京创办了《亚东丛报》和《女子白话旬报》，并设立“中央女子学校”，为“女界知识普及”造就人材。
不料，不久，唐阿姨因言获罪。
“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有参政权，亦必不承认袁为大总统！”
唐阿姨一向堂堂正正，敢于说天下人不敢说之话。这句话类似的内容，多少人想说都不敢说，倒是叫她直说了出口。
后来，听说唐阿姨又在《女子白话报》上发表文章，抨击袁氏。
次年，袁世凯遂令取缔女子参政同盟会，查封《女子白话报》，禁止湖南《女权日报》在京发行，并悬赏一万银元通缉唐阿姨。
幸而唐阿姨因是国府元勋，起义最早领头人之一，知交遍布京都。
早有人提前告诉了她袁氏险恶，因此唐阿姨得已避开追捕，逃离了京城。
来到嘉兴的最后一封信，就是唐阿姨的平安信。说她已经顺利回到了家乡湖南，暂且隐居下来。
她信到的时候，经过一年的筹备，嘉兴女学堂再过几天，也该正式招收学生了。